[4]王辉提出教育惩戒是一种准行政行为的观点。
据此，可以认为审理阶段的司法模式是一种职权进行主义的诉讼模式。强调扩展受案范围、强化审判职权的环境司法能动现象以及政法机关深度参与、法院系统共同践行等协同现象都是党的意志不断上升并予以落实的结果。
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两大分支在一定程度上相互交织，如在民事领域，前者包括的审判、执行检察监督等与后者涵盖的民事公益诉讼、支持起诉、执行检察协助等可能同时存在，这就决定了法院和检察院在一定程度上的协同。现如今，环境司法持续变革，迎来了第二次革新，以审判专业化和普通化的和谐共生为主要标志。党政协同是指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机关在领导的领域、执政的方式、运作的程序等方面，予以一定的协调和同步，本质上是党政关系的一种状态。回访方式有实地回访、通过回访评估表书面回访等。
在刑事责任方面，除了运用原来的自由刑与财产刑以实现传统刑罚功能之外，专门环境审判组织还在判决书中使用以实现环境修复为预期目标的责任形式。其中，党政逻辑包括党对政法工作绝对领导的理论逻辑、政法体制执行党的意志的历史逻辑和环境司法体现党政体制创新的实践逻辑。中华法系显然属于传统法的研究范畴，其是近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法的阐释。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按照通说，中华法系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步瓦解。（三）中国学界对中华法系的纠结与西方法学界不同，清末穗积陈重的法系之说传到中国，并没有引起学界的争论，穗积陈重在划分法系类型时对中国古代法的曲解，法学界也未能予以及时澄清。虽然时代不同，但在制定该法时，仍有参考的必要。
从宏观上说，更要注意中国文化现阶段及其未来应有如何的动态，应为如何的变化，以求与其适应而不脱节。综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关于中华法系的研究基本被纳入中国古代法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也大都持有比较公允理性的态度，认为中华法系中具有诸多的与现代法治暗合或相通之处，对现实的立法、司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在大一统思想的引导下，分裂会被认为是非正常的乱世之象，而统一则会被认为是治世与盛世 的必要前提。汉代以来，大一统（政治一统、思想一统、文化一统）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甚至王朝强盛的象征就是不同地区生活模式的一统。微论法系观念已有改变，欲恢复固有法系之全盛地位殊不可能……能否断然建立中国本位新法系，尤为困难。1930 年，马存坤在《建树新中华法系》一文中分析了当时风靡世界的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中的个人主义、等级制度的弊病，认为要建立世界性公平正直的法系，除建立三民主义的新中华法系而别无他途。
正因如此，对中华法系的论述才枝节芜杂，且不论中日学者基于不同的立场对中华法系所持有的对立观点，即使局限于中国学界自身，对中华法系的价值判断也莫衷一是。 摘要：中华法系是近代比较法研究中出现的概念，其最初是近代学者对中国古代法的一种阐释，清末变法修律后，中华法系瓦解。如蒋灃泉在《中华法系立法之演进》中对旧律批判道：中国过去之法律，因袭成规，拥护专制，排斥新理想新事实之适应，虽在当时或能适合，但现时文明进步，人权发达，无庸君主之专政，过去之法典，自成时代之陈迹。而在近代，当中国人仍然 纠结于文化传承还是制度变革时，艰难地探索中西文明融合之道时，日本则比较容易地迅速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像古代吸纳和接受中华文明一样，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作者在中华法系究竟是死法还是活法的问题上，也有鲜明的见解，即从社会形态的角度审视，中华法系已经是死法系，但从文化价值观的相对独立性与传承性来说，中华法系的价值观仍在延续并未死亡。余信中国法系，必有复兴之一日。
即使作者强调中华法系在近代与大陆法系融合，对现实法律有诸多的影响，因而并未死亡，但其作用则好、坏并存，既有消极方面，也有积极方面。杨鸿烈的《中国法律发达史》与《中国法律思想史》堪称中国法律史学科的奠基之作，其为当时及今后很长一个时期的中华法系研究奠定了基调。
其实，在古代中国，只有律是以刑为主的，而律则只是中国古代法律中的一端（一部分）。二是针对主张完全改造旧法者，主张复古。孔子言：夷狄 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沈宗灵主编的《法理学》对法系的含义进行了精炼的概括：他们（西方法学家）所讲的法系原先主要是指具有某种共性或共同历史传统的法律的总称，也即根据这种共性或历史传统来划分法的类别，凡属于具有某种共性或传统的法律就构成一个法系。中国学者王世杰认为：中国向来道德与法律没有清晰的界限。提出了广义地理解中华法系，应将三千年之久的封建法制、近代史上昙花一现的半封建法制、后来居上的社会主义法制共同作为中华法系的内涵。
陈顾远的反思，不仅是对中华法系定位的反思，而且也是随着世界各国及地区法律的发展，对法系划分学说的反思。在现实社会中法系的定性与分类除了与文化密切相关外，与地域的关系也错综复杂。
因此，中国是主创型的国度，在借鉴与吸纳中无法也不会放弃自我传统。第一，提出复兴中华法系的学者虽然都重视中国古代法的发掘，但他们并不以为中国古代法可以照搬到现实社会中。
前篇述先秦法学理论——也是中国古代法学理论黄金时代的发展，后篇则言法律制度自秦统一后日益僵化的历史状况。二是20世纪80年代后，大陆学界对中华法系研究中断30年后的重新审视。
孔子礼治体系的构建，是弘扬礼的精神（礼义），改良礼的制度仪式。因此可以说，作者也未涉及中华法系的复兴问题。大一统文化思想经过中国历朝历代的演化发展，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灵深处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三、20世纪50年代后有关中华法系研究状况之分析20世纪50年代后，有关中华法系的研究由于种种原因不再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只有零散的成果见之于世。
梅因认为：印度法一直处在法律发展的原始阶段，宗教与法不分。综上所述，传统中国是一个创造型创新型的国度，是中华文明，也是中华法系的主创国。
这些特点未能将半封建法制社会主义法制的特点纳入中华法系之中。3．民国时期复兴中华法系的研究清末中国古代法律在变法修律中解体，穗积陈重所谓的支那法系亦走上了回回法系、印度法系之路，从迟进法变成了静止法。
他认为：中华法系之前瞻，不必斤斤于固有法系之复活再生。法律史学者程树德直言不讳：法系之盛衰，与国家之强弱或正比例。
在清廷修律基本完成时，清政府也被辛亥革命推翻。中国学界一般将法系划分之说最早追溯到日本的法学家穗积陈重。比如，李钟声就认为民国法律亦可以纳入中华法系的范畴。因此，继承弘扬优秀的传统法律文化，与近代以来我们对国外法律的借鉴一样，原本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和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借鉴与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中国人主张创造性改造和创新性发展。穗积陈重是在不同法系的比较中寻求日本法律变革所要效法的对象，中国则是在国际形势异常复杂、面临落后挨打这样的困难局势下期待复兴中华法系以期能够带来国运的转变。
进入专题： 中华法系 中华法系专题讨论 。在梅因看来，中国没有发达的民事法律，所以法律的文明程度远不能与西方相比。
陈朝璧发表于1980年《法学研究》中的《中华法系特点初探》是一篇经历了10年文化大革命特殊时期后的破冰之作。而日本则 是一个学习型的国家，古代日本接受了当时先进的中华文明取得了成功。